作者：張弘
讓孩子進入讀經班，是對現行學校體制的反抗，實際上，它不過是用另外一種晦澀和僵化的知識，以及同為灌輸式的教育取代學校體制。顯然，它無法造就具有現代意識的合格公民。
一則少年讀經夢碎的新聞，以及“讀經教主”王財貴背後產業鏈的報道，讓人們看到一個殘酷的事實：反學校教育體制的讀經，以比學校教育體制更為粗暴簡單的方式，消耗了一批少年的時間和精力，並影響了他們的成長。不消說，父母的心願也竹籃打水一場空。另一方面，王財貴背後有一條利益巨大的產業鏈，它以“培養聖賢”為標榜，從父母口袋裏掏出大把的鈔票。
9月3號，王財貴接受儒家網總編任重專訪，對大眾對讀經的質疑，以及讀經的現狀作答。他尤其強調，讀經以全盤“化西”為標准。兒童在13歲之前，學習能力主要表現在記憶力，而不是理解。兒童時期正要打基礎。而王財貴自稱，二十幾年來的心願是，引導讀經走上正軌，使其完成體制化，最終進入國民教育體系。
王財貴希望以讀經全盤“化西”，這一心願不可謂不好。但是讀經就能全盤“化西”嗎?清末狀元張謇，以及教育家蔡元培的觀點，或能回答這一問題。
張謇1853年生於江蘇海門常樂鎮，到10歲已經讀完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詩經》等書，鄉塾先生采用的是和王財貴同樣的方式，命令學生死記硬背，不講究四聲，不分平仄。到張謇11歲那年，其父張彭年請來五十多歲的秀才宋蓬山到家中授讀經書，他發現張謇弟兄“音訓句讀多誤”，於是從《大學》《中庸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開始，盡換新課本重讀，並讀了《詩經》《尚書》《易經》《孝經》《爾雅》《禮記》等書。到13歲那年，張謇即可“制藝成篇”了。1894年，在科舉之途上曆經坎坷曲折的張謇狀元及第。此後，他一直活躍於晚清及民國的政治、社會和經濟舞台。
張謇得益於讀經。但是，在他實踐“父教育母實業”的過程中，卻明確表示：“自其成童至於弱冠必責經盡讀全經，而經乃徒供弋取科舉之資，全無當於生人用。”張謇還從實用主義的角度反對讀經：“古今義理，推勘而所出益富，世界文字，陶淬而各有其長。日誦千言，終身不盡，人人騖此，誰與謀生?”在張謇看來：中國教育家莫大於孔子。孔子弟子三千，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。其比例裁四十分之一。可知七十二人之外，禮樂射禦書數，一人之身有不盡知不盡能者矣。今言教育者，乃欲於初等小學兒童普通科學外，更責以讀經，豈今世鄉裏兒童之才，皆過於七十二人，而小學教員之為教，又皆過於孔子耶?
從讀經真正受益的張謇反對讀經，同樣飽讀經書，並且通過讀經而受益的晚清翰林、大教育家蔡元培也反對讀經。
蔡元培先生1868年生於浙江紹興，6歲入私塾，14歲之前已經讀過《四書》《詩經》《書經》《易經》和刪去《喪禮》的《小戴記》。1892年春，蔡元培殿試策論成績為二甲三十四名進士，經過朝考，被點為翰林院庶吉士。1894年春，蔡元培再次進京參加應散館試，被授為翰林院編修。
然而，就是這樣一個幾乎讀遍儒家所有經書的飽學之士，在1912年剛剛就任教育總長的時候，就廢止了讀經。1912年5月又下了第二道法令，“廢止師范、中、小學讀經科”。1912年,蔡元培在《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開會詞》中稱:“民國教育與君主時代之教育,其不同之點何在?君主時代之教育方針,不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,用一個人主義或用一部分人主義,利用一種方法,驅使受教育者遷就他之主義。民國教育方針,應從受教育者本體上著想,有如何能力,方能盡如何責任;受如何教育,始能具如何能力。……君主時代之教育,不外利己主義。君主或少數人結合之政府,以其利己主義為目的物,乃揣摩國民之利己心,以一種方法投合之,引以遷就於君主或政府之主義。如前清時代承科舉餘習,獎勵出身,為驅誘學生之計;而其目的,在使受教育者皆富於服從心、保守心,易受政府駕馭。現在此種主義,已不合用,須立於國民之地位,而體驗其在世界、在社會有何等責任,應受何種教育。”
蔡元培還在《全國臨時教育會議開會詞》中寫道:“從前瑞士教育家(沛斯泰洛齊)有言:昔之教育,使兒童受教於成人;今之教育,乃使成人受教於兒童。何謂成人受教於兒童?謂成人不敢自存成見,立於兒童之地位而體驗之,以定教育之方法。民國之教育亦然。”顯然，蔡元培的主張，接近以兒童為主體的觀念。以兒童為主體，正是蒙特梭利等教育家的一貫主張。
而王財貴等人主張的幼兒讀經正好相反，他將填鴨式教育推到極致，甚至自詡為“填牛式”教育：不管讀不讀得懂，先把這些經典背下來，以後自會受益。這種家長制的粗暴，它僭越了教育者的本位，代替被教育者做出了價值判斷和選擇。對此，早有學者提醒，“如果教育僅僅被弄成由被動、有依賴性的學生去對以往的人類成就做某種無益的複誦，那么，教育幾乎就失去了意義。”
此外，在王財貴主張幼兒讀經的理由中，還有一條是，幼兒在記憶力上的機械模仿能力較強。但是，兒童的精力和時間都是有限的，背誦他們完全不懂的經書，無疑將會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，影響他們的身心發育上的全面發展。更重要的是，兒童和經典不是通過王財貴等人簡單的拉郎配，就能硬湊在一起。王財貴等人一廂情願，希望通過自己的主觀意願將經典植入孩子腦袋，並對其終身產生正面影響。以小國寡民，以及農業社會的經書，希望在無比複雜和多變的現代社會通吃一切，這無異於刻舟求劍。
可以說，正是意識到了兒童讀經弊大於利，張謇和蔡元培都不約而同地反對。不僅他們，胡適、魯迅，以及國學大師黃侃的高足、飽讀經典的傅斯年都反對讀經。1935年4月，傅斯年以《論學校讀經》為題，在《大公報》發表“星期論文”，明確反對中小學讀經。“至於六經中的社會不同於近代，因而六經中若幹立意不適用於現在之國家，整個用它訓練青年不定出什么怪樣子，更是不消說的了。以世界之大，近代文明之富，偏覺得人文精華萃於中國之先秦，真正陋極了!”
其後，胡適在《獨立評論》轉載此文，他還寫了《我們今日還不配讀經》，並在文章中引用王國維的一段話作了解釋。王先生說：“詩書為人人誦習之書，然於六藝中最難讀。以弟之愚闇，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;於詩，亦十之一二。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，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嘗不強為之說，然其說終不可通。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。”這意味著，對於六經中的《詩經》和《書經》，作為國學大師的王國維自己不能完全讀懂，而且連漢魏以來的經學大師也未必真懂。胡適認為，經學必須在科學整理的基礎上，才能逐步解決其難懂的問題，“在今日妄談讀經，或提倡中小學讀經，都是無知之談，不值得通人的一笑。”
除此之外，經學史家周予同也反對讀經。1926年10月5日，周予同在《一般》雜志第一卷第二期上發表文章《僵屍的出祟——異哉所謂學校讀經問題》，對於中學讀經口誅筆伐。他的學生，當代經學史家朱維錚先生生前，同樣反對當下的兒童讀經。
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，自學生讀經被廢止至今的一百多年，關於是否讀經已經產生了幾次大的爭論。迄今為止，我們仍處在“三千年未有之變局”當中。只要中國的現代化沒有真正完成，這樣的爭論就不會停止。不消說，張謇、蔡元培、胡適、魯迅、傅斯年以及周予同、朱維錚等人的主張，王財貴、蔣慶等人是明確反對的。需要警惕和審慎的是家長，即便現行的學校教育有其弊病，但也不可有病亂投醫。表面看，讓孩子進入讀經班，是對現行學校體制的反抗，實際上，它不過是用另外一種晦澀和僵化的知識，以及同為灌輸式的教育取代學校體制。顯然，它無法造就具有現代意識的合格公民。